3000万美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管理。这时的猪鬃收购运销，均由贸易委员会的富华贸易公司（后为复兴公司）办理。1939年9月，行政院核准公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修正后，实行统销。不久，干脆统购统销。自1938年至1945年，共计收购到猪鬃8万多公担，价值法币70.95亿元。1939年春，鉴于陆路运输任务加大，需要更多的车辆，蒋介石亲自指令专管滇缅公路的西南运输处，负责收购6000至8000箱猪鬃，和美国人换汽车。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政府派出一名特使来到重庆，就“易货偿债”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特使离美前，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他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国要3至6英寸的长鬃10000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应。尽管谈判中已经谈妥了价格、运输等事宜，美国特使仍担心中国政府说话不算数，又另约了古耕虞等几位有名望的人在公馆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等古耕虞等人点了头，美国特使才放心地离去。

　　古耕虞是四川重庆人，也是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自上世纪30年代起，古耕虞旗下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虎牌猪鬃的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5%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当时周EL代表**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古耕虞等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交换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

　　在抗战中，***的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其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相差达10多倍之巨。

　　古耕虞坚决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周EL与古耕虞谈话时，一方面指出这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种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为支援抗战，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周EL的开导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因此，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作出牺牲，接受了***政府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当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当时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80%，其余20%销售到西欧市场。

　　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抗战初期，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猪鬃到越南，通过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市场，结果很顺利。抗战后期，中国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相继断绝。古耕虞旗下的虎牌猪鬃又通过中印航线，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也有利地支持了反法西斯的盟军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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