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谁都不清楚，家乡当然不能联络。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辽宁铁岭人，回来问我哥哥，“会不会是你的家人？”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临去时问我父亲，如何相认？父亲说，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我们称他五哥。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后，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取得联系。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处打听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台湾，电话中哭了起来，说:“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呢?当我回到小西山时，我也问，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鬼哭狼嚎山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我才明白，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我曾满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场。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据说石质甚好，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乱石山站”。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如今更不见踪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梦》中的RipVanwinkle，山里一睡二十年，鬓发皆白，回到村庄，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认得我吗?”。我六岁离开，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

　　这万里还乡之旅，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弩苍，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

　　许多年来，我到处留意芍药花，却很少看到：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更少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没有庭院，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放在大饭桌上，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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