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王锡爵,丢脸的却是朝廷,如果王锡爵畏罪自杀,那大家都有了体面和余地。
在政治倾轧之中,余地非常重要,有余地,才有进退的空间和尺度,非要逼的双方兵戎相见,刀刀见血,那就是党锢。
亡国有三,求荣得辱、政怠宦成和党锢盈天。
党锢盈天,就是为了彼此倾轧,连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规则都完全抛弃,一点小事,都能斗的你死我活,而对天下的影响,就是朝令夕改,朝廷完全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和干涉,这就是党争最可怕的后果。
比如北宋年间的党争,新政和旧政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完全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早上接到的政令是青苗法,晚上接到的政令是废除青苗法,这地方官只能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谁知道朝廷今天刮得什么风。。
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大明党争最激烈的应该当属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齐楚浙西东林阉党,你方唱罢我登台,最后的结果就是黄衣使者不出京,皇帝的使者,再无法走出京城。
而党锢对皇帝的危害就是,皇帝这个裁判,失去了他的价值,因为皇帝的裁决权,失去了效力。
朱翊钧之所以给王锡爵这最后的体面,一来是不搞扩大化,二来,则是王锡爵背后那群势要豪右们,朝廷也要用他们,目前民间能够参与到海贸的还是这些势要豪右,而且造船的漫长产业链里,他们也占据着很大的份额。
比如桐油的供应,就是由湖广和江西、福建的桐园提供,比如眼下能买得起船,雇的起人,找的起舟师的主要人群,还是南衙诸府的势要豪右。
万士和与皇帝这次的默契程度不高,万士和想问要不要抄家牵连,而朱翊钧则是理解为了万士和求情,万太宰既然求情,那多少要给点面子,从斩首到畏罪自杀的区别其实不大,都是死。
吕调阳开始写浮票,而朱翊钧则是陷入了些沉思。
在原来的历史线里,万历皇帝的彻底摆烂,就是连奏疏都不批,就是从王锡爵做了内阁首辅开始的,因为王锡爵告诉万历皇帝,不顺心的奏疏,可以不批,留中不发,自此之后,万历皇帝真的就不怎么批阅奏疏了,如此摆烂三十年。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在陈五事疏里明确提出了御门听政、宣见廷臣、应批尽批等要求。
张四维当内阁首辅那几年,啥事没干,就鼓噪声势折腾张居正死后的名声了,最后张居正家里什么都没抄出来,张四维被骂的极惨,回乡丁忧,不久便病逝了。
而张四维之后,则是申时行,申时行是个和稀泥的糊涂虫,这头劝皇帝,那头劝朝臣,两头劝,越想讨好两头,越是两头都不讨好,最后受了一肚子夹板气的申时行,思前想后,这首辅,谁爱干谁干,反正他不干了!
申时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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