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的处置方法通常为反坐。
在汉时,《汉书》将诬告和杀伤人化为等号,明确规定: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
诬告是言语中伤和武器伤人等同。
在唐时,《唐律疏议·斗讼三》: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反坐的意思是把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诬告人身上。
明承唐制,大明律在诬告反坐上更加严厉,为罪加三等,明文为:诬告人答罪要加所诬罪二等;诬告人流徒、杖罪要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诬告人死罪,所诬之人已杀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纲宪事类》中和大明会典的都察院篇也对科臣要求不准宿娼、不准携妓游玩,不准潜赴戏院游荡等,也有不准诬告,反坐加所诬罪三等。
科臣言官是大明纠错机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科道言官武器化、工具化,成为排除异己为虎作伥的工具,大明的吏治,立刻就会彻底崩坏。
从大明朝的实际监察情况来看,言官发挥的作用呈现了一种下滑的趋势,前中期还好,到了中晚期,言官就从吏治的去污剂,变成了吏治腐化堕落的催化剂。
张居正其实对科道言官也没什么好办法,他不能对科道言官下手,否则就是坐实了傅应祯对张居正的所有指控。
张居正不方便出手没关系,朱翊钧出手就行。
缇帅赵梦祐磨刀霍霍一直在等,把地上的四个人拉上了长凳后,就举起了廷杖来,重重的打了下去,言官们在一下又一下的廷杖中,不断的痛哭哀嚎。
而朱翊钧则是冷眼旁观,一直到行刑结束朱翊钧才站起身来,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离开了皇极门,回到了文华殿内,继续御门听政。
对于这四个人的处置还没有结束,挨了廷杖之后,仍然要削官身回籍闲住,不得签署公事,这就是绝了这些人起复的可能,四个人因为弹劾陆光祖夺情起复之事,最终落得这个下场,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很快一道圣旨,昭告天下,若是科道言官仍有觉得皇帝伤了耳目之臣和骨鲠正气者,可以继续上奏来看,结果朱翊钧并没有等到言官们继续连章上奏,小皇帝这个连环套下的实在是太刁钻了,凭空造牌后杖责,再接连上奏,怕不是一顿廷杖就能结束的。
至此,朱翊钧借着夺情和丁忧之间的矛盾,沉重的打击了贱儒的嚣张气焰,一定程度上纠正科道言官的构陷之风,政,正人者之不正,正,清朗风气之正。
最近朱载堉在忙一件大事,那就是关于算学官式编纂,也就是教科书的编纂,本来朱载堉以为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却遭到了大明皇帝的屡次驳回,皇帝对他编纂的教科书就一个评价,不满意。
不是朱载堉的算学水平有问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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