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方以智还让主管刑狱的官员，这几天突击找到了一堆案例，

　　不过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暂时没法找岳阳常德长沙那边的案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县周边的劣绅刁民。

　　劣绅的劣迹，当然是以“欺骗良民在兴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后又用其他承诺给更高地租的农民，顶替在修水利时出了力的农民的佃租权”为主。

　　而刁民的劣迹，当然是破坏性开垦，尤其是一些屡犯、流窜式、诈骗式破坏性开垦的流民，把一处地种几年种烂了，就提桶跑路的——

　　这方面沈树人已经很慎重了，如果仅仅是破坏性开垦，不作为地放任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惩罚人家，说不定人家只是比较懒呢？

　　任何时候，懒惰本身都不是该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发展到文明时代了，不能跟商鞅时那么搞（商鞅时代就比较严酷了，破坏性开垦、破坏农田可持续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脚。再往前还能‘弃灰于道’剁手呢，就是在马路上乱丢垃圾就剁手）

　　所以，沈树人严密加上了累犯、流窜式作案这个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人不累犯，不流窜，就说明他只是纯懒，可能他种自己的田也这么懒。

　　流窜式累犯作案的，才说明这人“种自己的田时不懒，不搞破坏。只是在种产权属于别人的田时，才特别懒，故意使坏”，主观恶性是完全不同的。

　　沈树人也一碗水端平，两边都抓了几十个，准备到时候示众，再借机宣传新法，加深大冶这边数万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印象，让他们将来好口口相传，宣扬沈抚台的严厉政策。

　　事到临头，沈树人唯一的顾虑，还是怕就为这些目的便杀人，有些说不过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弹劾，而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刑主义了。

　　不过，方以智帮他张罗了这么几天，最后临门一脚时，倒是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他拿出儒家春秋决狱、以社会影响恶性来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思想，跟沈树人掰扯了一下，试图证明“只要形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学坏，那么本身事情不大，斩首也是没问题的”。

　　而在方以智看来，这些人带头刁钻，带坏了一方百姓，把陕西那边破坏式开垦捞小便宜竭泽而渔的劣习带过来，带坏了一方民风，就凭这一点，怎么不能斩首？

　　沈树人自从当官后，对大明律了解还真不算多，也没一直学习。听了方以智这番话，他也是略感新奇，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大明律》里，本来就允许这样、因为社会影响的恶劣、带坏了社会风气，就在原本的刑罚上，额外无限制加重的么？”沈树人请教时，都有点心虚。

　　方以智却不愧是学霸，斩钉截铁就给出了答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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