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那就是大好的前程了。
来到南昌之后,孙可望又开始了战前的巡视,这同样是他敲打将领,保证自己对军队掌控的重要途径。
不过,大多数时候,在他到之前,各个地方的情报便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大体的动向孙可望是一清二楚的。军情司的内务部同样不容小觑,这两年更是已经渗透各地,被军中将士和大小官吏称为“新锦衣卫”。
借着巡视各地的机会,孙可望也加紧修复和赣西,赣中各府乡绅的关系,每到一个府城,都会召集地方大族代表见面,更是要求对方将子孙送去书院,参加科考,谋取一个好前程。
虽然大半乡绅都选择了归顺孙可望,但仍旧有不少顽固派,观望派,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地方传承了数百年的大族,行事非常低调,地方人脉,产业都非比寻常。他们能不和殿前军起冲突就不和,当初“剿匪”也没有牵连到他们。
这些名门望族才是真正能够影响到江南乡绅,甚至是北方各地乡绅的,别看有的已经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年没出过一个进士了,但上百年的积累,影响力仍旧是巨大的。
要知道,清军入关以前,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是非常发达的,各地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更别说作为科举大省的江西了。若是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农业,如何来的成百上千的进士,举人?
孙可望要想顺利称帝,还真的得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倒不是说他们能在背后控制军队,掀起政变什么的,亦或者军头是财阀的傀儡这种低级的阴谋论,无端的猜想。
孙可望要争取这些人,是为了避免他们倒向了李定国和郑成功,是为了要道统,要称帝的合法性,手上有兵,消灭所有敌人当然也可以获得这些,但代价太大了,许多文明成果也会因此消亡。
或者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一点:十七世纪,仍旧是地主乡绅的世界,孙可望可以加强中西方交流,引入新技术,开展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但这些并不是一日就能完成的。
他要完成这些变革,就得掌握权力,而和地主乡绅合作,则是掌握权力的必要途径。如果失去了权力,孙可望所谋划的一切,都将只是纸上谈兵。
换言之,要不孙可望拉着地主阶级一起转型,要不大家一起灭亡,历史的车轮又不知道会滑向何方了。要知道,历史从来不是必然的,只能不断增大某一方向的概率。
等到孙可望巡视完江西各府,又重新回到南昌坐镇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
此时,抚州,饶州,黄州等地明清双方交锋不断,各自派出了斥候袭扰对方,烧毁对方即将秋收的粮田,每日都有十数人死于战场。
这些斥候是军队的眼线,他们从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潜入,出击,不断试探着对面敌人的军事布置,以确定军力虚实,而烧毁粮田则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也能给敌人造成不小的损失,扰乱敌对方的人心。
殿前军的战兵,骑阵虽然能倚靠高强度的训练,做到胜于清军精锐的地步,但斥候这种倚靠经验和个人神勇的兵种,双方几乎没有差距,只是不断交换着伤亡。
当然,这些小事自然不会传到孙可望的耳朵里,引起他注意的是殿前军和李定国大军在抚州,赣州吉安三府的种种纠纷。
不止如此,孙李之间有龃龉,上行下效也就算了,郑成功在延平,泉州等地也不安分,李军,郑军同样小摩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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